第0479章 党小组会
晚上八点整，在幸福弄堂23号公寓内。
二楼一个不大的房间中，冯晨、杨寻真、赵守义、王峰，四个人全到齐了，赵守义给每个人倒了杯茶水后，这才在冯晨的身边坐下，四个人围坐在一张方桌子跟前。
“今天我们这个党小组开个会议，大家以前相互都认识，我就不必再做介绍了，唯一要介绍的一点是，现在，杨寻真同志的化名叫苏静，我在忠义救国军里的化名叫苏明光。”
冯晨先来了一个开场白，把自己和杨寻真的另外一个身份，也给大家通报了。
“今天会议的中心议题是，今后我们这个党小组该如何开展工作，大家都要谈谈自己的看法。”
冯晨讲完，偏过头看了看赵守义，赵守义明白，这是冯晨想让自己先发言。
“我发个言，刚才冯晨同志讲了，我们这个组今后该如何开展工作，我认为，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中日之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后的工作当然是以抗日为主。”赵守义谈了自己的看法。
“我认为，抗日为主没错，但我们也想要考虑同国民党特务之间的斗争，虽然国共合作了，但我们必须要有我们的独立性。”王锋接过赵守义的话说道。
“我很赞成王锋的观点！”杨寻真附和着。
“说到这里，我给冯晨同志提个意见，说的不对的地方，大家批评，自去年淞沪会战以来，我们这个党小组很少开展过活动，冯晨同志全力在为军统局做事，我认为这很不正常，我们以后要改变这种状态。”
赵守义突然批评起冯晨来。
“赵守义同志，前段时间，我们这个党小组很少开展活动是有原因的，全面抗战爆发以后，国共合作，上级指示我们要做好深度潜伏，再说了，没有上级组织的命令，我们要私自开展活动的话，那就是违反纪律。”
王锋体会得到在军统局潜伏难处，替冯晨辩解着。
“王锋同志，赵老师批评的很对，我们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总之，我们这个党小组是一个整体，我们四位同志之间，要相互帮助，相互提醒，团结一致，只有这样，我们这个党小组在上海滩这个地方，更好地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。”
冯晨认为，有赵守义的敲打提醒，才不至于是大家在灯红酒绿中，丧失了党性。
接下来，冯晨又给大家通报了，7月7日，军统准备在上海发动暴动的计划，以及延安对此次暴动的指示。
最后，冯晨安排赵守义，到学校里，私下联系外围人员，在暴动那天，组织大家走上街头，散发抗日传单。
王锋同志，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，积极配合军统上海区赵理君的行动。
杨寻真继续在幸福弄堂23号公寓内破译密码，为行动提供情报支持。
小组会上，还决定了，赵守义搬进幸福弄堂23号居住，拉菲德路上的德仁书店，作为墨鱼情报组的地下交通站。
党小组会议整整开了两个多小时。
散会后，冯晨回到了爱多亚路上的中汇银行大楼，因为每晚10点钟，有一次同军统局总部的定时联络，冯晨想看看戴笠是否有新的命令。
冯晨刚刚在三楼的办公室坐下，方晓曼果然拿着一叠电文过来了。
“组长，总部批准了我们的暴动方案，指示我们，一定要把动静闹大，越大越好。”方晓曼汇报说。
“没有其他指示了？”冯晨问道。
“有，戴长官指示你，明天亲自去一趟福开森路上的唐公馆，去拜见一下唐绍仪。”方晓曼回答道。
“让我拜见唐绍仪？戴长官这是玩的哪一出？”冯晨一脸疑问。
“呵呵，组长，你自己看看电报就知道了。”方晓曼微微笑了笑，把手中的一份电文递给了冯晨。
冯晨接过电文看了看，内容是这样的：
“海蛇，近闻，闲居于上海法租界的唐绍仪，最近与日方接触密切，特命你明日，携带厚礼，以私人名义前去唐公馆拜访，一是动员唐绍仪离沪赴香港定居，二是暗中查明，唐绍仪是否与日方真有勾结。”
电报的落款坠着戴笠的大名“戴雨农”三个字。
看来这个命令是戴笠私自决定的，总部给冯晨的情报组下达命令，很少落款写上戴笠的大名，除非是重大事情，或者纯粹是私自行为。
对于唐绍仪这个人，冯晨还是比较了解，属于民国元老，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，冯晨的父亲冯文轩同唐绍仪的交情也相当不错。
唐绍仪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唐家湾镇，在六兄弟中排行第四，父亲唐永大在上海经营茶叶贸易。
唐绍仪从小就在上海读书，也曾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，在他12岁时被清政府公费派至美国留学，属于第三批留**童，后来肄业于哥伦比亚大学。
1881年，唐绍仪从美国留学回国后，被派到天津水师洋务学堂继续读书，1882年，唐绍仪以德国人穆麟德的随员名义，前往朝鲜协助处理海关事务。
在1884年的朝鲜甲申政变中，唐绍仪临危不惧，持枪坚守穆麟德宅，给也在朝鲜的袁世凯深刻印象，并使两人成为莫逆之交。
第二年，唐绍仪被任命为清政府驻朝鲜总领事，直到他因父亲去世而回国。
1899年5月，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时，带唐绍仪一同前往赴任。
当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后，唐绍仪以道员身份前往，帮忙处理外交。
在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，他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，而唐绍仪在这段期间的表现，被他的同僚门，以及袁世凯所称赞。
1904年，英国攻打西藏，西藏向清政府求救，清政府派唐绍仪赴印度与英国谈判、签定了《中英续订藏印条约》，期间唐绍仪运用外交手段，使得英国始终无法得到西藏。
1907年，唐绍仪出任首任奉天巡抚，负责处理东北地区的外交。
1908年10月，唐绍仪从上海经日本到达美国，后从美国到欧洲，1909年7月回到北京，此行，他作为清政府特使秘密访问美国，推动中德美联盟和裁厘加税事，虽然获得美国总统的接见，但始终未取得进展。
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，唐绍仪在“南北议和”事件中担任清政府代表，与南方民军代表伍廷芳在上海进行谈判议和，
在议会中唐绍仪以“拥袁共和”的方针，对南方做出让步。
1912年3月13日，唐绍仪被袁世凯任命为中华民国国务总理。
唐绍仪出任总理之初，本抱有极大的政治抱负，他挑选宋教仁、蔡元培、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，担任农林、教育、工商总长，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。
唐绍仪勤于公务，注重办事效率，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。
袁世凯习性大权独揽，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，事事处处遵规约法，甚为不满，在用人、财政、遵守《临时约法》规定的总理附属权等问题上，两人的裂痕加深。
唐绍仪拒绝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，私自安排北洋旧人入阁，赵秉钧竟以辞职相威胁。
在筹款方面，唐绍仪反对英、美、德、法四国银行团，提出的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，引起了袁世凯和财政总长及四国银行团的合伙攻击。
1912年6月初，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，袁世凯不予承认，并抛开总理附属权，公布另行任命。
唐绍仪见《临时约法》已遭到破坏，愤而提出辞呈，时任总理不足3个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