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十四章 致治
三月的华夏大地,一片生机盎然。
在东边的河北、淮海二道,渔船早已出海,试图寻找早春的第一波渔汛。
“口袋船”紧随其后,为各渔船提供补给物资,同时收购他们捕上来的鱼,运回港口。
在这其中,作为大夏第一支水师的平海军一马当先,堪称“渔业先锋”、“劳动模范”,十分卖力。
让我们把目光南移至淮南、江东、福建、岭东四道。
因为风向渐渐转变的缘故,外国商船的离港潮已近尾声。装载了大量中国货物的高丽、日本、波斯、大食、婆罗门商船纷纷拔锚起航,返回本土。
而在接下来的半年内,扬州、明州、泉州、广州等港埠将陆陆续续迎来新一批外国商船。
稳定的环境,促进了商业的繁荣,朝廷收税收到手软,喜笑颜开——海州市舶使、齐王邵观诚,刚刚被提拔为统管淮海、淮南、河北对外贸易港口的“三道都市舶使”,可见朝廷的重视程度。
在舆图的东北角,肥沃的辽东大地上,数以百万计的汉人、奚人、契丹人、渤海人、鞑靼人、靺鞨人挥舞着锄头、钉耙,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春播。
经年教化之下,蕃人从语言到服饰,从民居到生活习惯,一点点向中原靠拢。
原本不会种地的,学会种地了。
原本不过中原节日的,现在过了。
汉儿语通行各地,学会这种语言成了走出家门远行的刚需。如果想要飞黄腾达,则还要学会文字,通读典籍,然后去争夺本道仅有的三个进士科名额和一个农科名额。
府兵们也难得帮部曲一起干活。
除除草、照料下牲畜、修理修理农具,他们的妻儿子侄,则用马车将食水运到田间地头,给部曲们分发还算丰盛的春播福利:胡饼、干酪和肉脯。
而在辽东道西北边靠近室韦诸部的地方,府兵们还用麸糠、豆子喂饱了战马,然后全身披挂,挎刀持弓,联合起来巡逻,谨防室韦人狗急跳墙,前来劫掠——在保卫自家财产这件事上,他们十分积极,也勇勐得难以置信,依稀让人看到了当年河北武人以一镇抗天下的豪情壮志。
在北边的草原上,商队迤逦而行。
他们给草原牧人带去了急需的生活用品,然后换回大量皮革、牛角、牛筋、羊毛以及——毛纺行业相当重要的卤碱。
关北、关内、直隶、河南诸道已经“根深蒂固”的羊毛纺织业每天都会消耗大量卤碱,以给羊毛脱脂。
草原卤碱量大、价廉,是他们销往中原的重要商品,也是各路商队的重要目标。
跟着商队一起南下的还有身高体壮、箭术卓绝、吃苦耐劳的草原精壮,他们带着无限的向往,试图寻找自己的未来。
在西南,战争的创伤渐渐抚平。
从河北迁移而来的百姓,填满了黎、雅、嶲、曲、昆、姚等州适合农耕的地方。
朝廷给他们安排的多是海拔合适、气候相对凉爽的地带。抵达大理府的河北、河南精壮男子甚至还占了大便宜,曾经最让朝廷担忧的南诏西京,如今居然最为稳定。
或许,这与当地和谐的夫妻关系脱不开干系。家里缺了男人,诸事不便,日子总要过的,凡事向前看。
而在两条通往云南的驿道上,随着云南多金银铜矿的消息甚嚣尘上,无数商人蜂拥南下,寻找发财的机会。
国朝与唐代一样,不禁止民间开矿,只课税。且税率高达“四分取一”,但这依然阻止不了商人们开矿的决心,因为这项买卖实在太暴利了。
云南的梯田、灌既、畜牧系统在慢慢修复,道路也不断得到维护,这是种居爽的功劳。
而种氏家族,在大夏的地位也扶摇直上。
种老夫子作为河南、河北一带着名的大儒,已是理蕃院副使,宰相一级的人物。
种居爽为云南道巡抚使,封疆大吏。
老实说,父子二人这般地位,比较罕见。
种昭仪很受圣人宠爱。在后宫嫔御之中,她是少有的能让圣人不在她身上玩弄变态花样、发泄黑暗欲望的女人。在这一点上,即便当年的折皇后也不能免俗。
新定的西北边疆,大夏的旗号日渐深入人心,无上皇帝的威名远近皆闻。
这就足够了。
朝廷也不要求他们现在就反哺财政,能大体稳定住局势,按部就班发展就可以了。辽东、云南等地都是这么走过来的,朝廷对治理安西旧地也颇有信心,虽然只在科考上给了他们一个进士科名额、一个农科名额。
最后我们可以关注大夏的正中心:中原。
这里是全国政治与经济双重中心,久沐王化之下,四海升平、乡闾淳化。
百姓多多少少有了一点积蓄,紧绷的神经渐渐松弛。
战火似乎已经成了久远的传说,流传在坊间的,多半是些逸闻趣事。
在这些故事中,朱全忠不出意外地成了大恶人,李克用的形象则被大大拔高——在二十年前,两者的民间风评截然相反。
朱家唯一形象好的,大概就是前梁王妃张惠了。
在中原百姓的口中,这个女人先束缚住了朱全忠的豺虎之心,随后又让圣人沉迷在她的温柔乡里,中原百姓因得大利,人人称颂。
这就是大夏。
这个国家,日复一日地运行着,就像一台不甚精密,但却粗糙皮实的机器,轰隆隆作响。每过一年,似乎都被注入了一些鲸油,整台机器的运转也变得更加丝滑流畅了。
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圣人正与宰相、枢密使、学士们反复讨论,编纂新书《致治》的消息正以飞快的速度流传到全国各个角落。
三月底,随着第一批学者进京,关中顿时成了四方关注之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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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致治》:第一篇《人口》、第二篇《通货》,未来可能有第三篇、第四篇……
这是目前流传在长安各书坊间的消息。
书名出自朝廷正在编修的《唐书》第二卷《太宗本纪》:“盛哉,太宗之烈也!其除隋之乱,比迹汤、武;致治之美,庶几成、康。”
以上是刚刚抵达长安的牛希济得来的消息。
牛希济,前唐宰相牛僧孺重孙,大夏绵州司马,因为与一帮文人互相唱和,声名不小,故被邀请入京。
“确有第三篇,曰《地理》。”都亭驿内,前来迎接的太常卿姚顗说道。
当然,姚顗不是来迎接所有人的,他只来见牛希济,因为两人关系非常好,算是同一个学派的。
他们这伙人,其实可以算作晚唐以来的主流儒家学派。
百年前,韩愈提出“道统”理念,并列了谱系,从尧开始,继之以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、周公,最后以孔子、孟轲结束。
他创造性地分离了“道统”和“治统”,初步建立了儒家道统的“传道”体系。
这个说法一经提出,轰传天下,被大量儒家士人所接受。
皮日休甚至在这个儒家道统谱系后面,又加了荀卿、王通、韩愈三人。
陆龟蒙、朱阅、林慎思、司空图、牛峤等人也是这一流派的积极分子,作为牛峤的侄子,牛希济自然身处其中了。
“哪朝修史,不写地理,有必要单独写一篇吗?”听到姚顗的话后,牛希济有些奇怪。
“这本有些不一样。”姚顗想了想后,说道:“还是很有用的。”
随后,他为牛希济详解了一番。
原来,圣人写的这篇《地理》与以往的都不同。古来修史,必有《地理志》,主要记录的是全国行政区划,涉及到具体某州时,还会记录一笔户口、特产以及相互间的驿道路程,其实非常简略。
民间出版的地理类书籍要更丰富一些,会具体描述某地风俗,山川河流走向等等,有的还会加点类似游记的内容。
但总体而言,无论是官方典籍还是民间游记,写得都较为简略,也多浮于表面。
圣人这本,算是把各家综合起来的集大成者了。
他老人家认为,地理是一门“学说”,更准确地讲,是描述地区间差异的学说。
一个地区的地理,应包含气候、地貌、土壤、人口、作物、城市、农村、交通等多个方面。
不同地区的地理,差异很大,随后又引申出了人文地理、自然地理两个分支。
他认为,一个地区的人文地理,必然受自然地理的影响。
简而言之,地貌、气候、环境塑造了当地的生活方式、民族性格、社会形态——其实就是后世有一定争议的“地理决定论”,现代社会不太灵了,但在古代还是非常明显的。
与此同时,人具有主观能动性,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地理。
书中还提到了天下核心区域——燕山、阴山以南,陇山以东——的安全问题。
圣人认为,若想守住这片膏腴之地,第一优先需要防御的是辽东。
辽东在手,可从侧翼威胁碛南、碛北草原。而辽东地多沃壤,渤海得之为“海东盛国”、“户口百万”,且有渔猎、耕牧之利,郡县化之后,可为“北地第一藩屏”。
辽东之下,草原对传统汉地有“高屋建瓴”的优势。且阴山、燕山防线诸多漏洞,被动防守不可能堵得住,故需主动出击,控制好碛南、碛北草原,不令其生乱。
但要想控制草原,还需稳固一东一西两处。东面是辽东,西面则是西域了。西域不宁,草原不稳,草原不稳,则中原不安。
书中最后还提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,更是让人耳目一新。
如此种种,这本可真算得上是“奇书”了,把前人曾提出但没深入阐发,或前人写过但不成系统的思想,去芜存菁,重新做了一番阐述。
至于其作用么,按照圣人的话就是给官员“扫盲”,让他们别“乱来”,对各地风俗、地理有个清醒的认知,别不知不觉中坏了事,捅了大篓子——因为对治理国家有用,故收录在《致治》一书中,作为官员必须掌握的知识。
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,也是给现在的政策背书。
因为很多人觉得圣人在辽东搞郡县化,又试图深入控制草原,还远征西域,有点“好大喜功”的意思。
圣人这是直接出书反驳了。
“听你这么一说,《致治》此书前三篇,都只谈了‘术’?可曾涉及道统?”听完之后,牛希济不惊反喜,问道。
如今这个世道,他最怕什么?儒家道统衰微已极,被武夫弃若敝履,他是真的害怕圣人断了这个道统啊!
但从现在的风声看来,圣人似乎认为儒家道统还是有用的,并不想断绝,甚至加以扶持、呵护,只不过需要与其他学派分享权力罢了。
这个——其实可以接受,他现在的要求真的不高。
“不曾涉及。”姚顗说道:“科举取士不会变,就是需要分润好处。农科已经分道录取,永为定式。将来说不定还会冒出什么别的杂科。前唐之时,众以进士科为尊。国朝进士仍为诸科之冠,但所考内容有所改变,杂科也渐渐上来了,这是最主要的改变。”
“也只能往好的方面看了。”牛希济闻言,轻叹一声,道:“如今最重要的,还是保住道统,其他都可以让让。不过,该争的还是得争。不争,什么都得不到,争了,或还能令圣人让步。”
姚顗没说什么。他是朝廷官员,身份摆在这里,不方便多说,但观其脸色,显然是赞同牛希济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