·最后的孽缘·
实际上，苏青也有不少文章写出了战乱下民众的苦难，如《上海事件纪念》中逃难的人群，《救救孩子》中在隆隆炮声下分娩的女人……但她的认识并不“深刻”，思想也没升华到“赶走侵略者、民族才有救”的高度，正如她也不高唱大东亚共荣一样，她只是以家庭妇女的笔记下了自己见到的一切。
多年以后，文化界对苏青有了比较公允的评价：江荣在《拂去尘埃读苏青》中说：“40年代前期的上海，时代特殊，环境复杂，在那个环境下活动，若无清明的国家、民族意识，若无坚强的意志以及有保障的生活来源，很容易沾上腥气。”北大教授戴锦华认为：“（苏青）只是在一种男性行为的压抑之下，在一种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，道出的一种几近绝望的自虐自毁性的行为。”柯灵也说：“抗日救亡，理所当然是主流。除此以外，就都看做是离谱、旁门左道，为正流所不容……”
台湾烛微先生披露：其实抗战后虽然文学界将苏青定为“汉奸”，可当时的南京政府并未正式调查苏青，后来还有某大报编辑请其改换笔名编副刊。烛微还说：“她所叙述的一切，坦白而直率……使人对当时的上海的混乱环境有比较清晰的印象。”很多作家都改了笔名，而苏青就是不改，她一直认为自己没啥过错，她觉得自己成不了民族女英雄，也做不了进步女青年，只是想在乱世中养大三个孩子……尽管还想抗衡，但苏青内心有些惶恐，一是担心有人看不惯她，将她弄到监狱，二是经济上陷于困窘，她积攒的钱被政府强迫着兑换成法币了，几乎倾家荡产。
没了钱，苏青不得不将家搬到蓝思安路，那里是贫民区，住着很多风尘女子，有人讥讽“苏青与妓女本是同行，现在住一起也是相得益彰”，苏青立马反驳：一个靠卖淫来养活孩子的女人，在我看来不啻是最伟大的神圣的聪明人中的一个。
没有男人照顾，苏青和孩子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，这时她身边出现了一个“有地位”的人，也就是她《续结婚十年》中的“谢上校”。
小说中的谢上校出身军旅，也擅长文字，抗战胜利后到上海结识了才女苏怀青。这位“谢上校”又是哪路神仙呢？
据台湾的蔡登山先生考证，谢就是姜贵(1908-1980)，本名王意坚，山东热血青年，早年加入国民党，1937年将妻子安置于重庆后，抗战从军。抗战胜利时已是汤恩伯部下一名上校，参与了上海接收，在这期间他认识了苏青，不久同居。
当时上海小报《东南风》还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：“……近闻汉奸苏某多告复活，久寂思动，结识一某军人作其保镳，拟办一白话旬刊，其通讯处为静安寺路某弄，大肆宣传，毫不知耻，诚怪事也。”
姜贵在1946年辞去军职，于上海出任中国工矿银行总管理处秘书，兼永兴产物保险公司业务副理。1948年12月举家到台湾，经商失败后迷上写字，小有成就。姜贵在自传小说中写过一个叫“苏白”的女子，经历与苏青一模一样：性情泼辣，曾写了篇自传体小说《离婚十年》、把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”改为“饮食男，女人之大欲存焉”。
文中写道：“对于苏白，说老实的，我已渐渐着迷。她是南京伪府陈（暗指陈公博）的一碟青菜，却是我的山珍海味。……总之，为了和苏白方便相会，我决定弄个房子。……周君先带我去看看，我又带苏白去看看，中意，一个晚上，就住进去了。”
而苏青在《续结婚十年》中对“谢上校”的金屋藏娇有细腻的描写：有一天，他忽然对我说，有人送给他一幢接收下来的房子，他是不久要回部队的，房子空着没有用，不如送给我去住了吧。女人大都是贪小利的，我也自然不能例外，嘴里尽管说：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心里也不免觉得高兴……就在一个下着毛毛雨的傍晚，他坐着一辆小汽车来接我去了，汽车穿过许多湿淋淋的街道，他欲语又止，我含笑凝视着他，等他说出话来，最后他这才怪抱歉似的一字一句说道：“那房子……必须用我的名义才可以接收下来……所以……只得……对他们说……说……你是……”
“说我是怎么呢？”我恐怕房子有问题，不禁焦急地问。
他俯首不语，半晌，这才抬起头来向我告罪道：“我很抱歉，好在我明天就要回去了，我只好对他们说你是我的太太。”
我骤然觉得脸热起来，把眼光移开，他却独自微笑了。
小说中的苏怀青以为谢是真心对她，以身相许，结果发现谢只是逢场作戏，后来谢给了苏一笔钱，潇洒离开。苏怀青相当拮据，接受了谢上校的钱，发出感叹：一个男人要一个女人是因为钱，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割断关系也是因为钱，出了钱便可以洗清罪恶，就此永远无愧于心了。
现实中的苏青，则是被姜贵玩弄了。